拼搏成就梦想

再次，决策的事项必须具体明确且不得无理加重相对方的负担。

历史传统对于基本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原则允许自由的行使导致不平等的结果，也即自由优先于平等。

另一方面，2条1款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基本含义得以继续维持。笔者认为，抛开判例，尤其是直接催生人格权整体制度或具体规则的那些极具法制史意义的重要判例而抽象的探讨德国人格权是无法想象的，也很难取得实际效果。伴随着一般人格权及各专门的无名基本权从2条1款中导出，2条1款的规范结构下形成了明-暗、外-内的两个基本权体系。(31)Maunz, Theodor/Dürig, Günter: Grundgesetz: Kommentar, München: Beck.-Losebl, 2007, Art. 1 Abs. 1 Rn. 10.(32)Lindner, Josef Franz: Die gleichheitsrechtliche Dimension des Rechts auf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nlichkeit(Art.2 I GG), NJW 1998, S.1208ff., 1209.(33)Schlaich, Klau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en; ein Studienbuch, 7 Aufl. München: Beck 2007, Rdnm. 274 ff. [参考文献][1]Dreier, Horst[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 Aufl, 2004, Band 1.[2]Lindner, Josef Franz: Die gleichheitsrechtliche Dimension des Rechts auf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nlichkeit(Art.2 I GG),NJW 1998.[3]Britz, Gabriele; Freie Entfaltung durch Selbstdarstellung; eine Rekonstruktion des allgemeinen Persnlichkeitsrechts aus Art.2 I G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7.[4]Jarass, Hans D., Das allgemeine Persnlichkeitsrecht im Grundgesetz, NJW 1989.[5]Peters, Hans; Das Recht auf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nlichkeit in der h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Kl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3. [6]Grimm, Dieter, Persnlichkeitsschutz im Verfassungsrecht, in: Schutz der Persnlichkeit, Karlsruher Forum 1996, Karlsruhe; Verl.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1997.[7]Sachs, Michael[Hrsg]; Grundgesetz, Kommnentar, 4. Aufl, München; Beck 2007. 作者简介：周云涛，法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在随后的判决中，宪法法院法官对一般人格权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更为清晰的表述：一般人格权作为无名的自由权，补充各专门的(有名的)自由权，(20)一般人格权保护个体一个自主的私人生活形成领域，在该领域中，其个性得以发展和维护。

2条1款的一个局部领域在1条1款人的尊严基本价值决定影响下，发展出一个特别的基本权，提供比一般行为自由更为强大的保护。第二个体系则存在于一般人格权与各专门的无名自由权之间。应当说，行政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重要机制。

基于诸多类似不容选择的原因，行政审判在除法律规定之外生成了一套更具生命力的调解机制，它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法治实践的具体体现。但是，我国的法治之路是否一定要遵循西方法治模式呢？历史证明，法治是一种相对人治更具优越性的治国方略，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而不断生长起来的，但却是全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三是行政主体主动改变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自己的诉讼目的已经达到而自愿撤诉的有7例，占12.9%。摘要: 调解在行政审判中的实际应用，是由现阶段基本国情决定的。

四是与行政机关私下达成协议，达到诉讼目的而申请撤诉的有4例，占7.4%。目前，尽管各级审判机关都非常重视调解在行政争议案件中的作用，但是行政诉讼调解仍然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并以一种活法的形式发挥效力，存在随意性、盲目性等实际问题。

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对游离在法律之外却具有现实意义的行政诉讼调解现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其最终又将何去何从？行政诉讼调解植根于我国具体国情，是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现实需要，归根到底是一个经验问题。如调解导致行政诉讼撤诉率高，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会越来越少，法院和法治的权威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等。{4}从发展趋势看，个别地方虽然案件数量逐年下降，但撤诉率丝毫没有下降的迹象。

{1}面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支持者多致力于发掘行政诉讼调解的新理论依据，但远未对批判者形成有效说服。{6}与这些担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各级法院正积极推动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适当适用。例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推出了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对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司法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理念，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而根植国情、源于行政审判实践的行政诉讼调解，则是中国特色法治进路的具体体现，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和完善。

在有替代措施，而采取刚性方式保护公民权利意味着浪费巨大社会成本的情形下，调解能很好的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司法是法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考察西方经验改进我国行政审判的过程中，不能只是关注审判体制和程序等形式上的内容，更要分析其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的社会效果，还须充分考虑与中国现实的对接和融合问题。

{1}从地方看，以广州市某基层法院为例，1990-2005年平均为59.62%，最高为83.33%，最低也达到了40%。具体包括调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尤其是有否违反原告的真实意思。

实体审查则主要针对调解协议，即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司法，尤其是具有特殊性的行政审判，应该是一个经验问题，至少是一个在理念指引下的经验问题。但法律移植的社会效果，不仅与法律制度本身有关，而且与本土环境密切相连。并指出在协调处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要处理好合法性审查与协调的关系。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协调、和解机制贯穿行政审判的庭前、庭中和庭后全过程。植根国情、源于实践的行政诉讼调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

二是要处理好自愿撤诉与积极协调的关系。{1}其次，规范行政诉讼调解，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随着经济的崛起和民族自信的增强，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法治实践经验将越来越得到重视。{3}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在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的32146件，占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

四是要正确处理撤诉与执行的关系。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

{4}据此，调解撤诉占撤诉率的八成以上，而其中又有近七成与法官的直接调解有关。(3)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调解意味着法院放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4)考量司法独立性问题，法院能否中立调解受到质疑。二、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可行性关于行政审判为何不应适用调解机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见解：(1)行政行为的目的是维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调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例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推出了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对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行政诉讼的撤诉率居高不下，从全国以及地方的统计数字中即可见一斑。

(3)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调解意味着法院放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参考文献】 {1}黄学贤．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J]．法学，2007, (11). {2}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J]．中外法学，1995, (4). {3}孙林生，邢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高居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1996, (3)． {4}卜晓虹．反思与重塑：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构建[J]．法律适用，2006, (12). {5}张荣光，张上游，陈庆杰．行政审判中若干问题的调研[J]．华章，2008, (9). {6}Tijdschrift Conflicthantering Special Issue 2006，p. 5. {7}曹建明．当前行政审判工作中的几个问题[J]．法律适用，2007, (5). {8}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9}[日]南博方．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M]．杨建顺译．环球法律评论，2001，春季号． {10}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罗礼平，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先，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经济发展带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势必影响公民的某些实体权利，依法行政观念的淡薄又导致行政行为往往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具体包括调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尤其是有否违反原告的真实意思。

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辞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当前，对行政诉讼调解质疑和否定的观点，其共性在于以西方法律经验剪裁我国法治实践，片面强调程序正义和审判的对抗性。{4}据此，调解撤诉占撤诉率的八成以上，而其中又有近七成与法官的直接调解有关。以上种种观点，无不建立在公民与国家对抗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侧重从程序的角度保障公民权利，完全是一种西方形式法治范式的论调。

根据相关问卷调查，行政诉讼中原告撤诉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种：一是意识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或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主动向法院申请撤诉的有3例，占5.5%。包括对抗式的诉讼制度在内的一些法律概念、制度甚至机构都是从西方移植而来。

并且，在一个权利意识淡薄、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向他们提供调解会被视为给了他们一个替代方案的诱饵，却延缓了一个真正公正的司法体系发展的步伐。司法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理念，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而根植国情、源于行政审判实践的行政诉讼调解，则是中国特色法治进路的具体体现，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和完善。

{4}从发展趋势看，个别地方虽然案件数量逐年下降，但撤诉率丝毫没有下降的迹象。行政诉讼调解的目的应该是以比较小的成本有效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兼顾社会公共利益。